哈罗, 我在跟你说话

«亲爱的安德烈» 中的 "独立宣言", 龙应台的小儿子菲利普--一个德国和台湾的混血儿, 留意到他妈妈的中国朋友, 总是当着他的面问龙应台有关他的事。比如说, "你儿子今年几岁了?"、"他会多少种语言?", 这些问题都是在他面前问的, 但对象不是他本人。

我也开始回想起妈妈的朋友。除了几个我从小就认识的安娣, 基本上长辈们的说话方式都是那样的。唯有当我主动回答问题, 他们才把目光移向我。

菲利普下了这么一个结论: 欧洲人注重的是年龄, 只要你到了某个岁数, 大家都得尊重和给予你那个岁数该有的自由和权力; 亚洲人看的则是辈分, 不管你多大, 只要和父母站在一起, 你就是一个小孩, 没有身份, 没有声音, 不是说话的对象。


在印尼, 我看见另一种现象。

医疗室来了一对六、七十岁的夫妻, 看病的是妻子。

"哪里觉得不舒服?" 我问, 眼睛看着老婆婆。(教科书上说, 要和病人有眼神交流。)

老婆婆傻傻地看着我。

"身体哪里不舒服了?" 我重复, 心想她大概没听懂。

她无助地望向老公公, 为夫的才转过头来开始一一描述妻子的病情。

或许是老婆婆只谙爪哇语, 听不懂我半咸不淡的印尼语?

几次下来我才发现, 只要来的是一对夫妻, 看病的是妻子, 一般上都会出现以上现象。丈夫像是他们的监护人, 衣食住行都由丈夫来照顾。在陌生人面前, 习惯让丈夫来为她们代言。我惊讶, 这不是在小孩身上才能看见的依赖吗?

我没有轻视的意思。就像龙应台和她欧洲长大的两个孩子相处时一样, 需要适应那文化间的差异。